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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，左边是伟大的毛主席，右边是一位女大学生，她即将去苏联留学，叫做陈文新。仔细看这张照片，毛主席穿着朴素，神情有点严肃，但眼神又带有一点温情。陈文新留着时髦的短发，一脸笑容，很高兴能和毛主席一起合影。
那么毛主席为何会和她一起合影呢？这还要从一封信开始说起。
1951年4月，陈文新趁着学校放假，回到湖南老家看望母亲毛秉琴。自从父亲牺牲后，就剩母亲和她们姐妹三人相依为命，历经千辛万苦将她们抚养长大。在那个混乱的时代，一个母亲为了她们姐妹三人，吃了太多苦，受了太多罪。
所以不管怎样，她内心对母亲始终怀有敬佩之情。一转眼将近两年过去，她再次见到母亲，心里说不出的喜悦。而令她惊讶的是，从母亲口中，她得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：毛主席给母亲写来一封信。
母亲和毛主席有渊源，陈文新是知道的，这源于她的父亲。她的父亲和毛主席曾是挚友，在一起干过革命。但父亲牺牲后，两家人也没了联系。如今这么多年过去，发生这么多事，她们以为主席早已经忘记了她们，所以这么多年也没有主动和主席联系。
展开剩余92%没想到，原来新中国成立后，毛主席一直在寻找她们，还专门来信问候。接到主席的信件，母亲很激动，正好趁陈文新回家，让她给毛主席写一封回信。一直以来，毛主席都是人们心中的伟人，陈文新从来没想过有一天，她能写信给毛主席。
返回学校后，她壮着胆子给毛主席写一封回信，表达问候，还汇报了自己的学习情况。很快她将信件寄出，至于能否得到回信，她也不知道。但她猜测，繁忙的毛主席不一定有时间回复自己，或许要等上很久。
她没想到，回信很快就来了。里面的内容比较简洁，毛主席希望她们姐妹三人努力学习或工作，将来服务人民，并向母亲表示问候。除了这封信，毛主席还给她的母亲回了一封信，并寄了300元钱。
那么陈文新是谁呢？她为什么能收到毛主席写的信？
这要从陈文新的父亲开始说起。
陈文新的父亲名叫陈昌，是湖南浏阳人，17岁考入湖南中路师范学堂，次年改名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。1914年的春天，毛泽东来到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，以英姿勃发的气质和不平凡的胆略，一时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。
当时蔡和森，张昆弟，陈昌等人都在这个学校读书，他们都是具有远大理想，志在救亡中国的有志青年，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。有时他们去杨昌济等老师家中，听取治学或为人处世的道理，或者相约聚在一起，议论天下大事。
毛泽东对时代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中国方向的思考，让陈昌受益匪浅。新文化运动兴起后，经过杨昌济的介绍，毛泽东和陈昌都成为《新青年》的忠诚读者。在毛泽东的建议下，他们成立一个哲学小组，专门用来研究新思想和新问题。
毕业后，陈昌进入五美小学教授地理和修身课。在授课时，他经常结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期间陈昌和毛泽东一直保持联系，两人是良师益友，共同探讨中国的时局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陈昌心情苦闷时，只要接到毛泽东的信，心情就会立刻豁然开朗。
1918年4月，毛泽东，陈昌等人成立新民学会，意在联合大量有志青年，为中国共同奋斗。关于新民学会的成立，还发生一件趣事。当时为了联合大量有志青年，毛泽东特意以“二十八画生”的名义，发出一个征友启事，联系人是陈昌。
可当启事被张贴在长沙各个学校时，引起一位女校长的注意。她怀疑这张启事的目的，是想找女学生恋爱，于是按照上面的联系方式，找到陈昌，询问启事的目的。经过陈昌再三解释，她才相信二十八画生是个有志青年，才安心离去。
而最终这种寻友方式的效果，也并不理想。毛泽东只好转变方式，联合陈昌等人，成立新民学会。不久中国各个组织发起勤工俭学运动，组织学生去国外学习。毛泽东极力倡导此活动，但考虑国内革命的需要，希望陈昌留在长沙。
陈昌听从他的意见，放弃出国计划，留在长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。可以说，陈昌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毛泽东而留下的。留在长沙后，他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，为革命事业东奔西走。
1920年，毛泽东在长沙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，陈昌紧跟步伐，阅读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，思想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迈进。
这年7月，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，来到一师附小担任主事。恰好陈昌也从北平回来，在一师附小教学。他们和其他两位教员，一起住在青山祠的一所房屋里。为了联系大家的感情，毛泽东建议成立革命大家庭，由陈昌的妻子毛秉琴负责给大家做饭，四家人在一起吃饭。
平常生活，毛泽东称呼毛秉琴为大姐，陈昌的女儿则称呼毛泽东为舅舅，两家人就像一家人一样亲密。不过此时的陈文新，还是一个孩子，什么都不懂。
后来她听母亲说起这段往事。母亲记得，每到周末，毛泽东总要出去调查，一大早吃完饭就走，什么都不带。到了晚上，他才会回来。为了革命，他经常如此。
一天，毛泽东对毛秉琴说，他要和开慧结婚了。毛秉琴很高兴，马上开始给他张罗婚事，准备床上用品等东西。当时毛泽东在那里也没有其他亲人了，只有和他们关系比较密切，毛秉琴作为大姐，说什么都要给他张罗一场婚事。最后请了两桌客人，简单地在家里办了个简单的仪式，就算成了。
不久为了开展新文化运动，传播马克思主义，毛泽东等人创办文化书社，向全国各地销售进步书籍。次年春天，毛泽东建议陈昌等人回到浏阳，以浏阳为基点，传播新文化思想，进行教育改革。陈昌听从毛泽东的建议，回到浏阳进行教育改革，获得显著效果。
他进行的教育改革，让学校面貌焕然一新。为了扩大新思想，他还组建浏西文化促进会，和浏阳驻省同学会，创办报刊，以各种方式传播新文化思想。而与此同时，陈昌等人的革命活动，引起浏阳反动政府的注意。
他们动用势力，逼迫陈昌离校。1923年，陈昌辗转回到长沙。此时毛泽东也因反动派的干预，离开长沙。陈昌回到长沙后，继续开展毛泽东之前进行的革命活动，勇敢站在斗争前线。三年后，陈昌按照党组织命令，来到水口山矿，开展工人运动，引起轰动。
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，发动反革命政变，大肆杀害进步人士，长沙陷入白色恐怖。陈昌隐藏在一位亲戚家里，后转移到一座破庙里，躲避反动派的侵害。1928年的春天，上海党组织来信，要陈昌立即奔赴上海，以教书为掩护，从事革命工作。
年底，中央军委又派他去湘鄂西扩大革命武装，在路上不幸被诱捕押解到长沙，关进监狱。一开始，敌人用尽各种办法，企图逼迫陈昌说出共产党的信息，他咬紧牙关，坚贞不屈。敌人恼羞成怒，又将他的妻子毛秉琴找来，企图软化他，但也失败了。
陈昌平静地对妻子说：“我能够献身给党的事业，是死得其所。”他叮嘱妻子不要伤心，要好好将他们三个女儿抚养长大。两个多月过去，敌人仍一无所获，残忍将陈昌杀害在浏阳门外。临刑前，陈昌高呼：“革命会胜利的！”
陈昌牺牲后，剩下毛秉琴一人带着三个孩子。陈昌留下遗言，要毛秉琴好好抚养三个孩子长大，可他牺牲那年，陈文新只有3岁，大姐12岁，二姐8岁，一个弱女子带着三个孩子，她们又该如何生存下去呢？
1930年的夏天，毛泽东带兵攻打长沙。毛秉琴得知消息，去见了毛泽东一面，当面告诉毛泽东，陈昌牺牲的消息。毛泽东听后很悲愤，为陈昌的牺牲而惋惜。当他得知毛秉琴母女的遭遇，也很是同情。
可革命局势紧张，他本就身处险境，连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儿子都不能带在身边，何况去帮助他人？只能有心无力。
那么陈文新这二十多年来是如何度过的呢？她后来还考上了武汉大学，又是如何做到的？
自从陈昌牺牲后，陈秉琴和三个女儿就不受陈氏家族的待见，将她们赶出家族。她们只能漂泊在外，相依为命。一开始，母亲靠着帮别人缝补衣服，换取劳动力给家里的田地耕种，维持她们的生活。
从陈文新懂事起，就开始上山捡柴火，下水捞鱼虾，和母亲一起种菜养猪等，减轻家里的负担。特别是种菜，母亲是个缠过小脚的女人，走路不方便，她又年纪还小，个子也不高，母女俩抬着土和水踉踉跄跄地走在田埂上。这样的日子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慢慢煎熬着。
8岁那年，家里发大水，家里唯一的水田被冲毁了。为了抢救这唯一的粮食，她们将禾苗一株株从泥沙里扶起来，洗干净再重新种下去。她们整整干了四天，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，才全部弄好。幸好禾苗救活了，一家人才活了下去。
毛秉琴时刻记得丈夫陈昌牺牲前对她的嘱托，希望她能养育好三个女儿。虽然毛秉琴的文化水平不高，但是受到丈夫的影响，她知道知识的重要性，想方设法让三个女儿多读点书，学好本领将来立足社会。
可苦于家里实在太穷，她根本供养不起三个女儿读书，她们只能被迫离开了学校。幸好大女儿争气，依靠在家自学，考取小学教师资格，成了一名老师，在社会站稳脚跟。作为唯一一个拿工资的人，她也担负起养活全家的重任。
由于大姐有了工资，陈文新也有了上学的希望。不过那个学校只有四年级，没有高小，她上不了。后来大姐带着她去了长沙，浏阳一带，去附近的学校，苦苦哀求他们收留她上学。正好碰上一个老师，曾经是父亲陈昌的朋友，就收留了她。
就这样，陈文新进了学校读书。但因身份原因和环境影响，她读一个学期就要停一个学期，一个学期就要转一个学校，从来没有在一个学校连续读过两个学期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陈文新刚好高中毕业，回到家乡。本来她应该上大学，可家里实在太穷，没办法给她交学费，陈文新只好暂时留在家里。她在家里也当了一名老师，边教书，边把工资攒起来，准备上大学用。
1948年，经过刻苦努力，她考上武汉大学。她一边打工维持生活，一边刻苦学习。武汉解放后，解放军来了，中国迎来了新时代，她们这些大学生读书都不需要交钱了。她终于解放了，再也不用为学费发愁，好像重见天日。
1951年，正在武汉大学读大三的陈文新，趁着放假回到家里看望母亲。临近返校时，母亲告诉她，收到毛主席问候的信件，要她给毛主席回一封信。
原来自从陈昌牺牲后，毛主席就一直记挂着她们。只是革命形势紧张，他一直没有机会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局势稳定，他到处寻找她们的消息。有了消息，他专门写来信件问候。
陈文新得知这些，内心很激动，壮着胆子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，将自己的学习情况告诉了他。很快她收到毛主席的回信，他希望她们姐妹三人能够好好学习，或者好好工作，继承父亲的遗志，努力建设国家。
当时陈文新收到毛主席的亲笔信，在武汉大学引起轰动，信件被众人传阅。能够见到毛主席的亲笔信，武汉大学的师生们都很激动，还专门把信件上的“武汉大学”四个字，单独拓印下来，作为校名和校徽的字体。
除了这封信，毛主席还给毛秉琴写了一封回信，并给她寄去300元钱，作为生活补助。毛主席也多次给陈文新寄钱，资助她的学习。
不久，陈文新在武汉大学的学习即将结束，她和六个同学一起去北京实习。一来到北京，她就想起毛主席，再次壮着胆子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。
这次她没有收到回信，本以为主席太忙了，应该不会再回复了。没想到，她能够被毛主席亲自接见。有一天，毛主席的秘书突然开车来了，过来接她去毛主席的家里做客。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她来到毛家，见到伟大的毛主席。
1954年，陈文新在北京的学习快要结束，即将前往苏联留学。她再次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主席，过了暑假，她就要去苏联了。
一个周六的下午，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王鹤滨，拿着她写给毛主席的信来找她。她很疑惑，他怎么拿着她的信呢？王鹤滨告诉她，他受毛主席的委派，带她去毛家做客。
怀着激动的心情，陈文新跟着王鹤滨来到毛家。刚开始，他将她带到毛主席女儿的卧室。卧室的设施很简单，是湖南农民家的风格。卧室里有一张双人床，看上去比较陈旧，颜色也是黑色的。
旁边是一张吃饭的桌子，也是黑色的。桌子旁边还有四条板凳，两张湖南农村的矮靠背椅，是木头做的。这是很典型的湖南农村设施，一看就能看出来。没想到，毛主席的家里是这样的设施。
后来她和王鹤滨，陪着毛主席在桃园里散步。他们一边散步，一边聊天。因为陈文新学的是土壤学专业，毛主席就和她谈论土壤和植物的相关问题，甚至具体问到，中南地区怎么改良土壤，怎么提高农业生产的问题。
刚开始，陈文新按照书上的理论知识，和国外的先进经验，回复主席。可毛主席问她：“我们的农民才多少亩地，全部拿去种草了，人民吃什么啊？我们也没有畜牧业，土地拿去种草了，种的草能干什么呢？”
这一问，她就知道自己错了。毛主席没有过多指责，只是耐心教她，专业理论必须要和中国的实际相挂钩，和国情相结合。
这次见面中，毛主席还谈到豆科植物根瘤菌这些专业知识。说实话，毛主席能说出这些专业的知识，并能对她的专业提出具体办法，她感到很震惊。毛主席真是一个博学的人，他的博学不仅涉及一个方面，还涉及方方面面。而且大多数只要和人民相关的东西，毛主席都有一定的理解。我们不禁感叹，毛主席真是一个伟人啊！
这次见面，坚定了陈文新学习农业，献身农业的决心。
其中陈文新也说起，母亲毛秉琴很关心毛主席，想知道毛主席的现状。毛主席善解人意，特意和陈文新合影拍下一张照片，让她寄给毛秉琴。这张照片，就是文章开头的照片。照片上的毛主席神情严肃带有一点温情，陈文新则一脸笑容。
这次谈话后不久，陈文新前往苏联，学习土壤微生物学。三年后，毛泽东访问苏联，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中国留学生，陈文新也是其中一员，这是她第三次见到毛主席。
她记得，本来大家都说好，一起坐着听主席讲话，不能站起来。可主席一来，前排的学生们都忍不住站在板凳上，想看清楚毛主席的模样。很快主席上了讲台，举着一个水杯说，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究底，世界是你们的，你们这些青年人朝气蓬勃，就好像早晨的太阳，有着无限的活力。
1959年，陈文新从苏联回到中国，在中国农业大学从事教学工作。可一场变故袭来，她的工作没了着落。直到1973年，她才重新开始工作。当时她已经47岁，但是她不怕挑战，选择一个艰辛又冷门的研究——根瘤菌。
她之所以选择这个研究，是因为国际上对它的研究，并没有研究得很透彻，所以她想去研究它。还有根瘤菌是一种高效，节能，环保的微生物，能极大程度改良土壤结构，这是对农业发展有帮助的，很值得研究。
从此，天南地北，山川河流，都留下陈文新的研究足迹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陈文新经过不断研究，不断尝试，终于发现了一个新属——当时世界上的第四个根瘤菌属。由于这个根瘤菌属只在中国广泛分布，因此又被称为“中华根瘤菌”。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发现并命名的根瘤菌属。
2001年，凭借这些贡献，陈文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。多年来，她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希望，继承前辈志愿，为人民服务。
而她的大姐同样如此，后来致力于研究搜集父亲陈昌的革命事迹，发扬前辈的革命精神。她曾几次将陈昌的资料，寄给毛主席。毛主席也曾给她回信，表达关切之情。这一切，都将成为她们的动力，鼓励着她们继承父亲的遗志，为人民服务。
82岁时，陈文新决定将她收集的几千株根瘤菌，应用到农业领域。在土壤里，这些微生物经过转化，不但能为植物提供养分，还能改良土壤结构。对于如今环境污染和江湖污染比较严重的现状来说，这是很珍贵且有用的举措。
为了这一信念炒股加杠杆怎么收费，她终生都在努力奋斗着。2021年10月7日，陈文新在北京离世。而那些毛主席写给她们的信件，大多都交给国家，由国家收藏，成为珍贵文物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